疫情述评 “散装美国”新冠检测报告系统用的还是传真机

  特朗普总统多次吹嘘美国的核酸检验测试能力举世无双（实际上到现在检测量只有中国的一半），那么美国的新冠检测报告系统，应该就是举世无双了吧？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7月19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在接受NBC采访时直言“美国的全国性检测是彻头彻尾的耻辱”。他说，每一个送往全国别的地方私人实验室的样本，需要7-9天才能出结果，从流行病学甚至诊断的角度来看几乎没什么用处。

  为什么会这么慢呢？在《》的一篇关于美国抗击新冠的新闻报道《美国抗击新冠遇到的瓶颈：传真机》中，两位作者告诉我们，美国新冠检测报告系统到现在用的还是传真机！该系统虽然能保护被检测者的隐私，但却导致了检测结果重复发送、送往错误部门、缺失重要信息等问题，给防疫工作带来非常大困扰。面对这一乱象，作者指出了三点可能的原因：系统未进行充分的数据化改造，大量非公共卫生领域的从业者参与检测工作，缺少支持系统改造的资金。

  本文两位作者：莎拉·克里夫（Sarah Kliff）是《》高级记者，在美国卫生政策报道领域负有盛名；马戈特·桑格·卡茨（Margot Sanger-Katz）是《》国内记者，负责卫生保健领域的报道。

  《》记者莎拉·克里夫（Sarah Kliff）与马戈特·桑格·卡茨（Margot Sanger-Katz）合作撰文指出：美国一些州的公共卫生官员正在积极抗疫中，他们迫切希望在某个患者携带的新冠病毒传播给他人之前能追踪到该名患者并将其隔离，但是他们第一步却必须要与办公室里的传真机进行协商。休斯敦哈里斯郡公共卫生部门的传真机最近不堪重负，因为一个参与检测的实验室给该部门传送了大量的测试结果，数百页张纸散落在地板上。该部门执行主管Umair Shah博士无奈地说：“我们要为成百上千的检测结果传真件进行图像分析，而传真机只是在不停地喷吐纸张。”

  （patchwork）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一部分测试结果能顺利地以电子数据形式传送到公共卫生部门，而另一部分测试结果则要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物理邮件或传真来传送。这样一个拼凑式的报告系统为什么能保留下来？作者指出，因为该系统符合健康信息的数据隐私标准（digital privacy standards for health information）。但问题是，

  这个报告系统传送的检测结果或是重复，或是被送往错误的卫生部门，或是缺少重要信息（例如患者的手机号和地址）。

  检测报告系统的种种纰漏是如何造成的？作者给出了三点可能的原因。第一，该系统未进行充分的数据化改造。作者指出，该系统缺乏标准的数据化传输，过多依赖手动输入，这对形成病例报告和追踪接触者造成了障碍。华盛顿州甚至在近期招募了25名国民警卫队成员，以协助手动输入那些未被电子化的数据。供职于奥斯丁市和特拉维斯郡临时卫生机构的Mark Escott博士说，他的办公室每天接收约1,000份传真，包括重复的结果。一些传真是送往其他辖区的，而许多传真则缺少调查病例所必需的重要信息。奥斯丁市的大多数此类传真都已发送到电脑里，但仍需要打印并手动输入到公共卫生数据库中。这一乱象的结果就是延误了防疫时机。Mark Escott博士说，他的办公室通常在来测试11天后会获得测试结果所需的所有信息——但这为时过晚，联系追踪被检测者已无价值了。他甚至建议该地区那些有病毒症状的人就假定他们自己是阳性的，因为测试需要很久才能得到反馈。休斯敦哈里斯郡公共卫生部门的执行总监Umair Shah博士感叹道：“检测结果的传送速度比病毒的传播速度还要慢。”

  第二，大量非公共卫生领域的从业者参与检测工作。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在疫情爆发之前，公共卫生部门追踪的疾病实验室检测结果中有近90％是通过数据传输的。但是作者指出，在疫情爆发后，对广泛检测的需求使更多的参与者进入了公共卫生领域，包括那些通常只对雇主进行仔细的检测的公司，以及对流感和链球菌性喉炎等疾病进行仔细的检测的小型诊所，这使得大量以非数据形式传输的检测结果涌入公共卫生系统。但这些从业者向公共卫生部门传送的检测结果存在重大隐患。根据美国国家和地方流行病学委员会执行主任Janet Hamilton的说法，在全国范围内，大约80％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缺少必要的人口统计信息，其中有一半的检测结果没有表明被检测者地址。她说：“在缺少信息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设法将各个零碎的信息发回原处。我们会重新联系信息的提供者或查看其他数据源，但这需要一些时间。”特朗普政府在6月初发布了一项指南，要求各实验室报告患者的年龄、种族等信息，以便公共卫生官员可以更好地了解新冠疫情的人口统计资料。但该规定直到8月才生效，它也仅仅规定实验室“应该”提供患者的地址和手机号，但没有强制要求。

  缺少重要信息的检测报告很容易“迷路”。作者指出，通常测试数据需要经过从医生办公室到实验室再到公共卫生部门再回到原初医生的流程，有时也不一定严格遵循这样的顺序。但在每个阶段，技术上的障碍都会减慢或中断重要信息的传送。例如，医生的办公室并不总是拥有能够与分析结果的实验室相对应的数据系统；实验室的软件通常会忽略公共卫生当局后面需要的信息。通过传真的检测报告传输可能要求工作人员将信息手动重新输入到他们的计算机系统中，从而增加了出错或重复输入的风险。

  作者指出，大型的国家实验室通常都有一套特定的软件，可以与众多医院和公共卫生系统来进行数据化沟通。但是，那些较小的实验室通常只通过传真发送数据，而不会投资购买昂贵的软件。在2010年代初期，联邦政府通过HITECH法案，花费数十亿美元让医院的医生用电子输入来代替传真机。但该计划没有为公共卫生部门提供对应的资金来帮他们将传真和其他非标准化的结果进行自动数据化。它也没有要求医院和医生办公室建立采取对应的技术来将相关测试结果自动发送给当地卫生官员。而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削减了预算的公共卫生部门无法自己资助自己来完成数据化改造。全国郡与城市卫生官员协会主要项目负责人Oscar Alleyne表示：“想象您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但却拿着公交车票通行。联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是要将医生的诊疗情况做电子化记录，但却没有资金建立类似的技术来将公共卫生纳入该系统。”

  两位作者发现，美国疾控中心已动用资金将公共卫生报告进行了数据化的尝试，但规模较小。在2010年代中期，疾控中心动用了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中的1300万美元，以帮助州和城市卫生部门实现数据化。尽管该计划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并未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建立完全数据化的公共卫生报告系统。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有一些较小的一次性赠款计划（grant program）帮助实现该目标，但是没有长期投资以实现数字化改造。

  的检测报告系统中看到了一点希望。费城卫生事务专员Thomas Farley博士说，新冠爆发以前，他的办公室一直能通过拨款来更新其检测报告系统，并已接收到大多数实验室的数据化的检测结果。Thomas Farley表示，与美国另外的地方相比，“费城很幸运”。但作者旋即指出，即使费城采用了相对较新的检测报告系统，许多检测记录也只包含被检测者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工作人员还要花费数小时在诸如LexisNexis之类的数据库上继续检索，以查找发送测试结果的诊所已经收集的手机号和地址。

  笔者认为，在“社会医学化”、特别是新冠疫情成为重大公法课题的今天，对医疗机构地位的讨论，包括对公立医院、疾控中心、私立医院关系的探讨，可以在宪制意义上展开。初步观察作者所罗列的美国抗疫乱象，可看出美国的防疫模式及其背后的体制似乎带有一定“封建”特征，尽管这种特征描述显得过于简单。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关于中世纪封建制与当代西方主义关系的讨论在思想史上从未停止。

  在当代、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西方体制是如何体现其“封建性”的？本文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作者描绘了在检测报告方面，美国宪制下的防疫模式呈现的乱象：一个拼凑式的检测报告系统在数据隐私的庇护下无法改革；医院、公共卫生部门、私人实验室三方在信息传输工具、必要信息记录方面遵循截然不同的规定，难以相互协作；联邦政府愿意为医院系统投入资金实现其充分数据化，却不愿意为公共卫生系统提供类似的技术上的支持；公共卫生系统的数据化只在部分地区得以实现，有些地方的数据化改造不得不依赖小额捐赠，个别城市比别的地方“更加幸运”……